清理议事协调机构 不该管的就“还权”

议事协调机构，通常是指为了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的协调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纪委的带动下，全国省、市、县三级纪委启动了大规模的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清理之前，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多、各类领导小组多，既造成纪检监察机关职责不清、职能发散、主业荒疏，又造成文山会海，滋生“四风”。结果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监督执纪问责的主业反而受到了影响。清理之后，该取消的取消，该退出的退出，把不该管的工作交还主责部门，使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主业主责，集中精力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本期，记者就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中的一些体会、现象、原因、对策等问题，连线采访了部分市县纪委书记和工作人员。

1 如何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解决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

该取消的一定要取消，该退出的一定要退出，坚决把不该管的工作交还主责部门，使纪检监察机关“把拳头攥起来”，聚焦主业

赵明东（山东省泰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回归主业，把不该管的工作交出去。过去我们的工作往往是发散式的，许多工作超出了职能边界，市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一度达到151个，我也曾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或指挥部的指挥长，几乎每天都有任务，基本没有精力抓主业。为此，我们及时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调整内设机构，收缩战线，把更多的精力聚集到主责主业上。市纪委精简了141个，6个县（市、区）纪委精简了650个，把不该管的工作还给了主责部门。规范纪委书记分工，市、县、乡三级纪委书记不再分管纪检监察工作以外的工作，集中精力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邓明业（四川省青神县纪委）：清理退出非主业的议事协调机构，应该在“实”字上动脑筋、下功夫。结合实际情况，加大退出议事协调机构的力度和涉及面。围绕“三转”工作要求实实在在做好、做实部门的主体责任，对不该管的工作还给主责部门，坚决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

杨映雪（江苏省阜宁县纪委）：清理退出非主业的议事协调机构，一是舆论宣传要到位。我们纪检监察干部都知道“三转”的内容和方向，但其他部门的领导干部不一定知道得那么详细，对于清理退出非主业议事协调机构可能会不理解或不支持。为此，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应加大宣传力度，让政府职能部门正确认识纪检监察机构的工作职责和内容。二是主体认识要到位。对于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来说，担任组长的均是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纪委是否成为协调机构成员单位，有时候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出现，让人难以抗拒，所以来自党委的主体认识和支持是纪委能否顺利退出并不再新加入非主业议事协调机构的关键所在。三是职能履行要到位。退出并不是放弃，“监督的再监督”的概念应该理解准确，重点应放在职能部门是否正确履行职责，是否正确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决定、命令等，通过再监督，进一步督促职能部门完善制度，改善管理，提高效能。

惠建军（陕西省潼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我认为应该抓住三个关键点：一是上级纪委对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要有硬性要求，态度要坚决，因为县一级好多议事协调机构都是按照上级纪委文件来做的；二是同级党委、政府要真正支持纪检监察机构从议事协调机构中退出，毕竟纪委也受同级党委领导，也要服从同级党委的工作安排；三是各级纪委也要真正转变观念，克服片面的政绩观，愿意把一些“中心”工作交出去，主动从议事协调机构中退出来。

2 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带来哪些变化？现在还存在那些问题？

在有的地方，纪委表面上虽然已经不再参与非主业的议事协调机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在牵头或者参与监督执纪问责以外的工作

惠建军（陕西省潼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查办案件了，这一点从我们去年以来查办案件的数字就能明显体现出来。至于目前存在的问题，我感觉还是清理得不彻底，比如防汛工作中的巡堤查险、一些重点项目的包联等等，仍然把纪委列入议事协调机构。

程剑峰（湖北省房县纪委）：通过对牵头或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进行“瘦身”，纪委减少了职能交叉，加强了监督和办案力量，监督重点从对具体事情的监督检查逐步转到对党员干部履职履责情况的监督检查上，更加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力量向一线倾斜，更好地履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

李加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清理议事协调机构以来我们还存在“三难”：一是防止议事协调机构反弹难。在2014年清理退出128个议事协调机构后，今年一季度区纪委又加入了“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等3个议事协调机构；二是部分基层纪工委书记专责难。受到人员、编制的限制，五华区10个街道均面临人少事多的局面，街道纪工委书记大多身兼数职；三是部分派出纪工委办案难。在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聚焦主业前，区纪委5个派出纪工委大多围绕“督查联系单位业务工作完成情况”来履职，没有办案经验，截至目前还没有一起自办案件。

权辉（河北省无极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作为县级纪委书记，我以前也是身兼数职，县纪委监察局领导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如此，到底有多少兼职，很难说清准确数字，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开会。“退”的过程，好似经历了一场大汗淋漓的减肥运动，现在我们成功减重，步履轻快，出拳有力，我相信会更有作为。但与此同时，我感到肩头的责任更重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作为基层纪委书记，责任虽然理清了，但在抓落实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思想观念、制度机制、工作方式都需要转，在这些方面还要攻坚克难，尽快跟上中央、省委、市委的要求部署，而不能只是说说、听听、看看，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化压力为动力，一抓到底。

黎明（四川省郫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清理前，一是浪费很多人力和时间参加各种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例会和各种检查，比如政府的土地利用管理委员会几乎每个月都会召开，按要求是监察局局长参加，一年下来这一项就耗去很多时间；二是承担了很多与主业无关的工作任务，比如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的采购、定价等具体环节；三是会给一些牵头部门造成误解，认为凡是纪检监察机关参与了的就没有什么问题，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清理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监督执纪问责的主业聚集，通过调整优化内设机构，委局的执纪监督人员比例达72%。

3 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后，如何防止反弹？

今后相关部门在新设立或调整议事协调机构时，如该项工作内容与纪检监察工作关联不大，就不能将纪检监察机关列为成员单位

惠建军（陕西省潼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防止反弹，一是上级纪委要对清理议事协调机构情况加大督查力度，甚至可以作为一项硬任务列入考核指标；二是要多争取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理解，以后不再将纪委列入一些议事协调机构；三是职能部门要增强工作责任心，提高履职能力，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完成好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让纪委能顺利地退出议事协调机构。

黎明（四川省郫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并不是一劳永逸，无论是参与的数量上，还是所涉及的事务上，都有可能反弹。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坚持“两不一到位”：一是不随意新增；二是不主动“揽事”；三是监督执纪问责到位。对于退出的议事协调机构，纪检监察机关并不是“一退了之”，而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主责部门的监督上，对履职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严格问责。

徐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在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过程中，一要防止“名义清理”，以文件落实“三转”，形式上退出了相关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工作中依然囿于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意图，继续冲在一线，名曰协助党委、政府抓好中心工作。二要防止被动清理，思想上等、靠、要，行动上拖、慢、缓，清理工作以上级纪委文件为准，没有文件的就不清理，落实“三转”精神不主动。三要防止“虚无清理”，清理议事协调机构以后，出现职能虚无现象，一线不参与后变得不会监督，对重点领域、要害部位的监督无从下手，“三转”将自己转得无所事事。因此，在清理议事协调机构，推进基层“三转”时务必抓好主体责任的落实，上级纪委要加强对下级党委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和问责，倒逼党委担起主体责任，这样才能将下级纪委真正从相关一线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履行监督责任。

李加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为防止发生“文件上退出工作中参与”或“今天发文退出明天开会增加”等现象，要严格落实责任清单，明晰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将责任与实际工作相对照，依“责”参与议事，防止“越位”。同时，要深入推进区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该撤的撤、该并的并，通过自身的不懈改革，保障纪委更好地聚焦主业主责。另外，还要改进我们的监督检查方式，牢固树立“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工作意识，变过程监督为事后监督、履职监督和问责监督，有效推动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清除他们对纪委的“依赖症”。（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陈鹏 参与讨论者：部分市县纪委书记和纪检监察干部）

部分地方市、县纪委退出议事协调机构情况

陕西

全省12个市（区）纪委监察局，参与的各类议事协调机构由原来的1044个减至104个，共退出各类议事协调机构940个，减少90%；全省107个县（区）纪委监察局，参与的各类议事协调机构由原来的8885个减至1110个，共退出各类议事协调机构7775个，减少87.5%。

海南

全省18个市县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由1570个减少为297个，精简81.08%。

吉林

全省9个市（州）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由原来的1062个清理退出919个，保留143个，减幅86.5%；60个县（市、区）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由原来的6249个清理退出5513个，保留736个，减幅88.2%。